纪检政绩观存在的问题PPT：唯案件数量和问责泛化的纠治重点｜课件+讲稿

配套讲稿试读

节选一

唯案件数量导向，表面上是重视办案，实质上可能把纪检监察工作窄化为数量竞赛。有的考核把立案数、问责数、通报数作为片面核心指标，逐级传导压力后，就容易形成“下指标、凑数量、拼排名”的工作惯性。基层为了完成指标，可能把苗头性、倾向性、轻微问题人为拔高处理，甚至把本应用提醒、教育、纠偏解决的问题推向立案问责。这种导向还会带来“办案重速度轻质量”的问题。一些案件追求短平快，忽视事实核查、证据收集、程序履行和定性把关。案件质量标准本来应当包括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恰当、手续完备、程序合规，但在数量压力之下，有的环节被压缩，有的证据链不完整，有的责任认定不严谨。案件一旦经不起复核和实践检验，最终损害的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威。还有一种表现，是人为拔高问题凑案件。对于苗头性、倾向性、轻微问题，本应综合运用谈话提醒、批评教育、责令整改等方式及时纠偏，却被简单上升为立案案件。有的地方把“凑数案”“注水案”互相攀比，把案件数量当成成绩展示，结果把大量人力、物力投入到无实质意义的增量案件中，挤占了查处重点领域腐败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等核心工作的资源。唯案件数量导向的危害是多方面的。它会降低案件办理质量，导致证据不充分、定性不准确、程序不合规等问题；会浪费纪检监察资源，使监督执纪精准性、实效性下降；会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，使一些干部产生“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、不干不错”的顾虑；还会影响群众对纪检监察工作的信任，削弱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、社会效果的统一。纠治这一偏差，关键是把案件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办案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越准越好、越实越好、越能推动治理越好。对问题线索要精准研判，对事实证据要严格把关，对定性量纪要审慎稳妥，对处理结果要体现纪法要求和政策策略。只有守住案件质量生命线，监督执纪才有底气，纪检监察政绩才有含金量。

节选二

问责是推动责任落实的重要方式，但问责必须有事实依据、责任依据和程序依据。问责泛化，往往表现为把问责当作万能手段，不分情形、不看原因、不辨责任，简单套用条款，层层传导压力，最终使问责从严肃的政治责任机制变成简单化处理工具。第一类典型表现是机械问责。其核心特征是条款套用僵化，不顾具体场景，简单照搬条款，缺乏综合考量；责任传导异化，借属地管理名义层层甩锅，让基层成为“背锅人”；问责尺度失衡，力度层层加码，处理与过错不匹配。具体到实践中，有的地方追求“快查快处”，省略必要流程，核查不深；有的问下不问上，把责任压给基层干部；有的用重复问责、凑数式问责替代实质履职。机械问责的危害非常明显。它会损害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也会挫伤干部积极性，造成“守成避责”的心态。干部一旦认为干事创业风险过高，就可能不愿担当、不敢创新、不敢碰硬。这样的结果，与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要求不一致，也不利于形成鼓励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。第二类典型表现是定性不准。定性不准，主要表现为对问题性质认定模糊，混淆工作失误与违纪违法边界；责任划分不清，不能准确区分直接责任、主要领导责任、重要领导责任；尺度把握偏差，对无履职关联人员滥用问责。比如对某项工作推进不力的情况，如果不查清职责分工、决策过程、客观条件和主观过错，就直接作出问责处理，容易导致事实和责任错位。第三类典型表现是处理简单化。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责任不明的问题，不是继续核实补证，而是草率定责；对存在探索性、试错性、改革性因素的事项，不是区分故意与过失、因私与因公、违规与试错，而是简单从重处理。这种做法既不利于精准问责，也不利于保护干部改革创新积极性。纠治问责泛化，要坚持实事求是、依规依纪依法、权责一致、错责相当。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，必须严肃问责，决不能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；对因担当尽责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偏差，要综合动机、程序、后果和态度审慎把握；对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，要及时澄清正名；对问责不力、滥用问责的主体，也要严肃纠正。这样才能做到当宽则宽、该严则严、罚当其过。